
鱼不识国界——347个鱼类资源跨越EEZ与公海的未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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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没有海图。它们循着水温、氧气和食物的迹象游动,途中越过人类划下的边界。跨越沿海国专属经济区(EEZ)与公海的鱼类资源,本就无法由单一管理主体处理。2025年的一项研究从全球尺度计算了变暖可能如何改变这种分配。研究涵盖67个物种、至少347个资源单位。[1]
所谓“转移”,究竟是什么在移动?
研究人员测量的并不是整个鱼群同时迁徙。他们把每个资源估计分布在EEZ内与公海中的比例,表示为“资源共享比例”。历史基准期为1951年至2014年;未来则以2021年至2040年代表2030年、2041年至2060年代表2050年,并比较低排放情景SSP1-2.6与高排放情景SSP5-8.5。[1]
筛选出的资源中,57%为大型中上层鱼类。许多物种活动范围很广,例如鲣鱼、黄鳍金枪鱼与蓝鲨;部分地区也包含竹荚鱼类和犬牙南极鱼类等生活史不同的资源。因此,不能把“跨界资源”归为同一种洄游行为。它们在此处的共同点并非生态,而是跨越管理边界这一条件。[1]
2030年与2050年呈现的差异
使用三个地球系统模型的预测显示,到2030年,37至38%的资源在EEZ与公海之间的分配变化将超出历史波动范围。2030年低排放情景下,有123个资源、即总体的37%符合这一条件;其中22%被估计会提高公海一侧的比例,15%会提高EEZ一侧的比例。[1]
到了2050年,差异进一步扩大。预测显示,低排放情景下54%的资源、高排放情景下62%的资源将出现显著变化。在高排放情景中,38%的资源提高公海一侧的比例,24%提高EEZ一侧的比例。海洋没有改变,但掌握管理责任的一方可能发生变化。这不是对未来的实测值,而是结合排放路径与生态系统模型所得的估计。[1]
鱼类移动的速度与制度的时间
论文提出的因果路径是:海洋环境变化推动适宜栖息地移动,进而改变资源在EEZ内外的比例。边界线与渔业管理制度不会以相同速度移动。研究人员认为,需要开展动态资源评估、加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间的协作,并调整包括配额分配在内的制度。[1] 不过,这项研究并未直接检验“制度越迟缓,就必然越容易过度捕捞”。这是政策层面的启示,应与资源量的观察结果分开理解。
“转向公海”也不意味着鱼脱离了管理。公海同样受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约束,同一资源也会被多个国家与船队利用。改变的不是鱼归谁所有,而是需要与谁协商,以及应汇集多大范围的科学资料。越过边界的鱼,静静显露出制度之间的接缝。
研究局限
347个资源并不是被直接追踪的鱼群总数,而是依据多个数据集与分布模型识别出的管理单位。未来值采用三个地球系统模型的平均结果,并将超过历史平均值2个标准差的变化定义为“显著”。模型之间仍存在差异,这项研究也无法预见全部捕捞压力、适应性行为或未来协议变更。[1] 此外,比例改变不代表整个资源会从某国海域消失,也不表示捕捞量会按相同比例变化。
对垂钓与观察的启示
这项研究不能告诉我们,某种鱼下一季一定会来到某个钓场。它留下的视角是:不要把鱼类分布与管理区域视为同一件事。记录当地观察时,不妨长期排列鱼种名称、时间、水温、饵料生物与出现地点。不要把单年的增减立即归因于变暖,而要把它放进多年的变化中阅读,这样才能避免混淆全球模型与脚下这片海。
关于推广:本研究属于全球尺度的模型分析,其估计值不能直接套用于特定鱼种、日本沿岸或单一钓场的短期变化。[1]
参考文献
- Palacios-Abrantes, J. et al. (2025). Climate change drives shifts i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in the world’s ocean. Science Advances 11(31), eadq5976. DOI / 出版商页面(发布日期:2025年7月30日)
关于图片
文中的图片与图解,是编辑团队根据论文数值和研究设计重新制作的视觉资料。它们并非对原论文图版的转载、描摹或改编;地理与鱼群的呈现也包含为说明目的进行的重构。